【专访】数学家丘成桐:学者做官的欲望大了,做学问的热情就少了
时间:2021-04-11 11:24

记者 | 潘文捷 董子琪

编辑 | 黄月

“我这一辈子只有两个心愿,一个是成为大数学家,另外一个是提升祖国的数学,使它领导世界数学,进而建立完整的科技系统。”在2021年1月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的《没有强大的数学基础就没有良好的科技》一文中,数学家丘成桐这样写道。

丘成桐1949年出生于汕头,后迁居香港,1969年赴美深造。22岁博士毕业,25岁任副教授,1976年,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(Calabi Conjecture)与爱因斯坦方程中的正质量猜想(Positive Mass Conjecture),并对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进行重要融合,其影响直至今天。这之后他继续在几何、拓扑学、物理学上做出许多成就,34岁时获得菲尔兹奖。他是哈佛大学数学系与物理系“双料”教授,清华大学、东南大学等中国高校也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数学科学中心。

在自传《我的几何人生》中,丘成桐讲述了自己从中国乡村的一个贫穷少年成长为世界瞩目的“数学皇帝”的经历。除了“沉醉于图形、数字,还有曲线、曲面和高维空间”,他也长久地关注并致力于提升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。他曾直言中国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,批评曾经教育环境的急功近利,批评国内学术风气中政治与教育、研究不分。他愿意花时间在年轻学生身上,加强国内数学的基本训练和水平。在自传中,丘成桐也讲述了他为中国培养年轻数学人才的历程。

在接受界面文化(ID:Booksandfun)专访时,丘成桐指出,现在中国的学术环境比起过去有了进步,已经从比较原始状态的学问水平走到了中等水平,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。一方面,他呼吁年轻学子为学问而学问,“不要太功利”;另一方面他也希望“取消用机器来评审学者的方法”为学者营造更为宽松的科研环境,让他们愿意专心做学问,愿意“走一条前人完全没有走过的路”。

《我的几何人生: 丘成桐自传》

[美国]丘成桐 [美国]史蒂夫·纳迪斯 著 夏木清 译

译林出版社 2021-3 01 “做官的欲望大了,做学问的热情也就少了”

界面文化:你在《没有强大的数学基础就没有良好的科技》这篇文章里说,你这一辈子只有两个心愿,一个是成为大数学家,另外一个是提升祖国的数学,使它领导世界数学。数学家和大数学家是有什么区别吗?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“大数学家”?

丘成桐:大数学家做的学问做了十年二十年,乃至五十年一百年,还会有影响。第二流的学者过了五年,别人就不在乎你做什么事了,第三流的学者不够一年大家就不在乎了。你要读东西,得读一流学者写的东西,有些时候,读三流学者写的东西甚至会误导学生。

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数学家,但还是比不上国外的大师。中国土地上还没有出现学者能够完成第一步、让国外学者跟着走的大学问。我很尊敬华罗庚先生,但他的学问还没有达到世界大师的程度。陈省身先生的学术成就却影响到全世界和后代发展,但陈省身先生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美国完成的,不是在国内做的。

界面文化:我观察到一些学者年纪越大,学术包袱就越重,他们可能不去触及到研究前沿的真正新想法。不知道在数学界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,你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?

丘成桐:有这种情况。很多学者年纪大了会去做行政,听课、做研究的时间反而不多。天下没有不念书、不想问题就能够得出好的学术结果的。

我虽然也做行政,但行政的事都和数学有关。做校长、做理学院院长就不一样,要对付很多不是数学的问题,要想的事情就太多了。我做的是数学所的所长,还是和数学、和研究有关,碰见的人也都是数学家,所以说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数学。

界面文化:所以是因为做了行政太忙了,所以不再去做研究。

丘成桐:很多学者年纪大了,也累了,想休息了。跟着想追求的,不是学问,而是名和利了。很多人认为学问做到一定的地步后,就应该去赚一大笔钱,或者利用自己的名声或者影响力做官去。做官的欲望大了,做学问的热情也就少了。

02 值得培养的是“花大功夫把学问做好的年轻人”

界面文化:你以前就很直白地讲过中国教育体制是有问题的,比如过于重视量化考核,现在在清华大学、东南大学等高校都有以你名字命名的数学科学中心,这些地方的教学情况你现在感觉如何?

丘成桐:中国很多大学都有数学所,太多了以后,有些学校大概想标新立异,所以用我的名字命名。其实这些中心以我命名不是我想要的,是他们坚持要做的事情。中国教学的体制确实是有问题,比如很多地方考核很严,但是却做不出很好的学问,可见他们的考核方法没有达到效果。但这种情况也是在改变。现在清华大学等名校不停地在学国外的做法,总的来说好处还是大一点。

界面文化:你是怎么感觉到进步的?

丘成桐:现在,不少年轻的教授、博士后做研究很起劲,不会觉得非要听一个名学者指导不可,敢于实践自己的主张,这是和从前不一样的。1996年,我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晨兴数学中心,建议所里几个年轻研究员做几个重要的问题。我不常在中国,我走了之后,这些年轻人还是做得很起劲,做得很好。但是有一个当了院士的导师去和他们说,你们做的这个方向不是没有意思,但是很难出文章,这样做下去,出不了文章,所里就没有办法交代,就会有困难。所以你们不要做这个方向,找一些容易的学问去做。这样一来,就把我原本定好的方向改掉了。我问年轻的研究员,他们就说得跟着导师走,否则以后升职都有问题。

当年的风气就是这样,年轻人做什么研究都要听年纪大的人指导,年纪大的人不同意就不敢去做。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这么严重了,年轻人都自己做问题了,做得好就行。但究竟是什么是好的标准呢?教育部和学校看的指标是引用论文次数的多少,这个标准也会产生糟糕的影响,但毕竟也比从前好得多了。

丘成桐。图片来源:译林出版社

界面文化:四十年来你一直在为中国努力培养人才,但是自传中也谈到有一些让你很失望的学生。现在看来,什么样的学生才是你认为值得去培养的?

丘成桐:花大功夫把学问的事情做得很好的年轻人。现在年轻人都要“杰青”(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)这种“帽子”,没有“帽子”就很麻烦,有了“帽子”一辈子都没有问题。一般年轻人想要“帽子”,花了无限精力在里面,浪费了大量时间。

现在中国已经从比较原始状态的学问水平走到了中等水平,要从中等水平走到最高水平遇到一些困难,因为现在文章虽然发表了,甚至还发表在不错的杂志,可是要更上一层楼,让学者走一条前人完全没有走过的路,一般学者是不愿意的,他们认为太冒险了。

要怎么改变这种状况?有两个办法,一个办法是取消用机器来评审学者的方法,第二个办法是把“帽子”的位置去掉,去掉对中国学术界就会有很大的刺激,他们会开始专心做学问。现在总是要搞一些名堂来吸引学者,这种吸引力在学术很落后的状态下是有好处的,但是在学术环境比较成熟的时候是没有好处的。

03 “没有真实兴趣,很难成为好的学者”

界面文化:对我们这代人来说,“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”是从小就被灌输的理念,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一直“重理轻文”,文科基本上长期边缘化,一些研究的经费常常不及理工科的零头。但你对很多文科的东西很感兴趣,包括你有写书法、写诗。你是怎么看待“重理轻文”现象的?

丘成桐: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的那批理工科学生其实很懂文学,但是,改革开放过了15年左右,学生对文科竟然没有兴趣了。那个时期大家都想要赚钱,认为念文学、懂文学什么用都没有,家长根本不希望小孩去看有修养的文学作品,他们希望孩子专门花功夫在经济管理、计算机这些赚钱的学问上面去。到了最近七八年,很多理工科小孩对文科又有一些兴趣了。

界面文化:学文科的知识对学理工科有什么帮助吗?

丘成桐:念工科的人喜欢文学,念文学的人计算机学得很好,这都是可以的。念文学是不是对念数学有好处,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,我很自然而有兴趣地读文学。

学习文学、社会学等,对理科有好处,但不要太功利。中国做学问就是太功利,补习班里要你机械式地做题,直到做懂为止,根本不必要。小孩子如果兴趣提上来了,很快就自己会学。当年我学数学比很多人都好,是因为我有兴趣,根本不用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,自己就会去考虑怎么做。如果学什么总想着对赚钱有没有好处,那就没有办法启发小孩子做学问的兴趣,如果没有真实兴趣,就很难成为好的学者。

虽然学者在专业上是有目标的,但是中间学的时候应该是跟随自己内心的喜好和修养,去到什么地方就学到什么地方,重要的是专注而有兴趣地学好一门学科。文理两边都学,都很自然,不用什么理由。清华的四大导师中的陈寅恪,连学位都没有,他到处游学,去学学问,成为了世界第一流的学者。当时清华大学也允许他们这样有学问而无学位的人成为教授,现在这个年头是做不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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